如今，青年一代的焦虑甚至痛苦是前所未有的，这是整个时代的焦虑，也是绝大多数青年人无法回避的。
这里指的青年泛指20岁到50岁之间的青年和中青年群体。
目前是否是新科技爆发的前夜尚未可知，但是高效生产力带来的市场饱和并逐渐倒逼形成创业艰难、收入低且不稳定、失业率升高和婚育率降低等问题已经成为青年一代的苦恼。苦恼往往是一时的，但是长期未解决的苦恼就变成了一种病态的焦虑。抑郁症等心理疾病的快速上升背后，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社会性问题。
发端于2020年的一场世界性的疫情，是时代转变的标志性事件，伴随着经济的停滞，加剧了社会性的心理焦虑。
第一个问题，难就业的问题，大学毕业生从20多年前的每年一百余万发展到如今的一千余万。表面上大家还在内卷是否是985或者211、是否考研或是考公。但他的本质就是社会已经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了。这个问题它不仅仅是难于就业，它实际上还对教育的结果进行了颠覆——以前认为读书可以改变命运，这个改变是以“读大学”这个动作作为结束的，而现实是已经不存在普遍适用的读大学就可以改变命运这样的结论了。
第二个问题，是婚育成本高的问题，这个高还并非单纯地说结婚要花多少钱、生孩子要花多少钱，实际上它是一项综合成本的问题。以前一个人即便拿着社会平均工资也还可以活得自由洒脱，但是往往婚育之后其生活水平直线下降。这里的问题很多，但绝大部分就是家庭生活开支与个人生活开支完全不是1+1这种逻辑，既不是1+1小于2，也不是1+1=2，他是1+1大于3甚至大于4。你们可以看到很多，个人月收入5000还可以过得挺好，但是结婚后月收入10000、甚至20000，依然入不敷支的现象。就这么说，没结婚的时候，你是有结余的，但是结婚之后往往演变成背负长期债务。
所以，国家总说鼓励生孩子，但总是嘴巴说不落到实处怎么行呢？实际上青年人连结婚谈恋爱的兴趣也不那么多了。
第三个问题，教育问题最后还是要拼爹
。双减政策是有了，但是内卷并没有停止，而且现在更麻烦。双减可以视为让绝大多数家庭去选择躺平，但谁都要明白，以前讲龙生龙凤生凤，后来以为教育才是最公平的，起码千军万马或有公平的机会，但是现在实际上你会发现大多数家庭其实反而没有机会通过普通教育翻身，是否能获得顶尖的教育资源才是子女是否能成才的唯一标准。而顶尖的教育机会其实和父辈们的资源的关系越发紧密不可分。
第四个问题，年龄替代率高、失业后持续就业难的问题。民营的中小微企业的就业人数约占全国总就业人口的80%，这个80%是长期面临不稳定就业形势的80%，是因年龄问题被替代率最高的80%。一个年轻人23岁左右大学毕业出来就业，结果35~40岁左右进入失业高峰期，并且至此很难获得再就业。就业难它本身就是社会资源最大的浪费，所以别总说什么缺劳动力，其实不是缺劳动力，而是缺肯拿中学生工资的年轻大学生而已。从现在的社会平均预期寿命来说，30多岁、40多岁的人完全属于很年轻的年轻人，但是，他们却大面积被替代或者面临被替代。
第五个问题，创业难。我们说的创业并非指什么高科技创业，而是类似于个体经营这般的创业。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下岗潮最终通过丰富商业服务供给的方式解决了数千万人的就业问题。但是现在的情况更严峻，而普遍的商业服务业领域已经人满为患，比如餐饮业、零售服务业等。而城市失业者受到户籍限制，并不能前往农村进行创业，于是城市中的无产失业者逐渐的越来越多。
第六个问题，社会保障不足问题。社保覆盖率已经挺高了，但是待遇差别越来越大。从这个角度来说，越来越不像是一种保障，而像是一种分配，并且是向高收入者倾斜的分配。所以，社会保障的问题，本质上依然是保障不足的问题。从泛社会保障的概念来说，解决就业其实是最大的社会保障，但是当就业问题也变得突出的时候，社会保障问题也就更显得不足。特别是对青年群体来说，缴纳社保领取退休金的激励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他也没有多大的意愿去缴纳社保。打个比方，很多的年轻人缴纳100块的社保，他可能退休时能拿到150块，但是别人缴纳100块社保，以后退休却可以拿200块甚至250块，你说他能有多大的热情去缴纳社保，顶多也就是个交满15年就不管了。
所以，你看，难就业、难创业、婚育成本高、教育拼爹、社会保障不足、高失业风险，只要没有富二代的命，又继承不到家产，你还好意思要求他们快点结婚、快点生孩子甚至多生孩子吗？
